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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碳税或推高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185亿元

关注:141 发表时间:2012-02-15 10:57:07

碳税可能带给行业发展的影响将于今年显现。

 

“澳大利亚碳税,将推高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超过100亿元。”碳金融专家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,根据他的分析,仅以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的碳税成本计算,在卖方地位强势背景下,如果税收完全转嫁的情况,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将增加185亿元。

 

从今年7月1日起,澳大利亚政府将对全澳500家高碳排放企业,征收每吨23澳元的碳税。澳大利亚的碳税方案在国际上评价甚高,认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切实行动,但专家们亦担心,澳大利亚采矿企业的碳税成本可以轻易地转嫁给国外下游消费者。尤其是铁矿石行业。

 

不过,TSI指数中国区经理韩逊认为,今年铁矿石卖方强势地位不明显,“一方面是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兴矿山,供应会越来越多,另一方面,由于今年中国房地产、汽车行业的不景气预期,所以钢厂没有大量购买铁矿石的冲动。”韩逊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 

澳碳税或推高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

根据王毅刚的分析,仅以澳大利亚两大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(“两拓”)的碳税成本计算,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将增加185亿元。

 

185亿元怎样算出?王毅刚的计算方式为,“两拓”的碳税成本,乘以“两拓”铁矿石出口中国的比例,再除以中国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率。

 

首先,“两拓”的碳税成本。根据两公司网站提供的信息,必和必拓与力拓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4700万吨、4340万吨,二者相加,乘以23澳元/吨碳税,再乘以6.8(近日澳元兑人民币汇率),得出“两拓”的碳税成本为141亿元人民币。

 

“两拓”铁矿石有一半左右出口中国,中国进口的铁矿石有约38%来自澳大利亚,于是141亿元乘以50%,再除以38%,得到的结果是185亿元,这个数字为因“两拓”碳税成本,而使中国增加的铁矿石进口成本。

 

“澳大利亚利用其在铁矿石国际贸易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,可以轻易实现碳税税负的跨境转嫁。”王毅刚称。

 

虽然,澳大利亚碳税方案还将通过实施“就业和竞争力方案”,为排放密集的贸易竞争型行业提供94.5%或66%的补贴,但澳大利亚铁矿石行业不属于获得补贴的贸易竞争型行业,“贸易竞争型评估的标准:一是贸易比重在2004-2008年任一年里超过10%,二是证明无能力将成本因为国际竞争转移给消费者。铁矿石出口不符合第二个标准。”王毅刚表示。

 

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信息,2011年,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6.86亿吨,较2010年多进口0.68亿吨,同比增长10.9%,钢铁行业因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多支出外汇约250亿美元。

 

“一旦澳大利亚开征碳税,‘两拓’必定涨价,巴西淡水河谷也会随之涨价,澳大利亚与巴西在铁矿石出口方面呈‘双头垄断’格局,市场缺口不是任何一家可以弥补的。”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 

“铁矿石会不会涨价,还要具体看谈判情况,其中关系复杂。”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 

除了碳税,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租赁税议案(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),有待今年在澳参议院通过施行,计划于今年7月1日开始,对铁矿石及煤炭企业的销售利润征收30%矿产资源租赁税。

 

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租赁税的征收意向由来已久,早在2010年5月,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提出拟面向大小矿商,征收税率高达40%的“资源租赁税”,以取代各州政府浮动在2%~10%的“特许开采税”,这引发了澳大利亚经济界以及政坛“地震”,陆克文也迫于压力辞职。

 

继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与矿商展开多轮谈判,提出新的矿产资源租赁税议案,对所有年度盈利超过7500万澳元的铁矿石和煤炭企业,征收30%矿产资源租赁税。

 

矿产资源租赁税一旦执行,将会对铁矿石、煤炭两种价格形成一定的高位支撑,将成本转嫁到下游消费者,“矿产资源租赁税相比碳税,对中国的影响不会更小,只会更大。”王毅刚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除中国铁矿石进口成本会增加,中国煤炭进口成本也会增加。

 

根据光大证券(10.76,0.07,0.65%)报告,由于碳税的增收,澳大利亚平均每吨煤税收增收碳税3澳元。2010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3696.3万吨,2010年从澳大利亚煤炭进口量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量的22.3%。

 

但是,“由于澳大利亚煤炭在对中国进口方面,没有明显的卖方优势,中国可以寻求替代进口国,中国煤炭自给率较高。”王毅刚指出。

 

可否借鉴为中国碳税切入口?

 

澳大利亚的碳税思路可以给中国带来启示,“中国政府在碳税设计上,对那些产能占世界产能比重较大、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替代产能的行业,可以有类似于澳大利亚碳税的国内碳税方案。”王毅刚指出。

 

澳大利亚碳排放占据全球1.5%份额,由于该国相对稀少的人口(2200万人),使其成为全球发达国家中,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国家,也使其面临来自国际的碳减排压力,该国由此提出碳税方案。

 

事实上,从陆克文到吉拉德,澳大利亚碳税方案几经演变。陆克文之前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,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曾多次受阻。

 

继任者吉拉德做出妥协,改变陆克文一步到位引入碳交易机制的做法,分步骤进行,先实施固定碳价机制,再引入碳交易机制。为争取足够支持,吉拉德宣布的固定碳价计划中还纳入了一系列补偿计划,包括政府将固定碳价一半以上的收入,通过增加补贴和减税等方式为90%受影响家庭提供补偿,并通过税制改革使民众无需提交退税申请就能获得补偿。

 

另外,澳大利亚碳税方案还将通过实施“就业和竞争力方案”,为排放密集的贸易竞争型行业提供94.5%或66%的补贴。

 

吉拉德推行碳税方案,主要是为了获得澳大利亚绿党的支持,为参与2013年大选赢得重要政治筹码。

 

最关键的是,澳大利亚把碳税的“宝”押在了中国持续的购买力上,就铁矿石行业而言,由于中国的强劲需求,澳大利亚政府去年预测,到2012年6月,该国铁矿石出口量将增长8%,增至4.37亿吨。

 

“在中国占有世界主要生产能力的优势出口产业上,中国具有通过类似于澳大利亚碳税设计的国内碳税方案,把出口商品中隐形的内含碳(imbedded carbon)显性化的机会,这并不见得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能力。中国政府在碳税设计上可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。”王毅刚指出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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